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及启示
2019-04-26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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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和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废墟中再生。1968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长期占据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比例(直到90年代后期才由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取而代之)。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机会,以日本企业廉价倾销、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现改名为经济产业省)的通商和产业政策影响公平贸易等为理由,对日本实施了接二连三的调查和制裁。

日美之间有关特定产业的贸易摩擦主要包括:纺织品摩擦(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初)、电视机摩擦(1960年代至1970年代)、钢铁摩擦(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半导体摩擦(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汽车摩擦(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程度到达顶峰。日美于1985年发生了以《广场协议》为标志的汇率摩擦。广场协议签订后的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近1倍。之后,两国贸易摩擦开始逐步缓和。

二、历次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

纵观历次日美贸易摩擦,最终大多以日方妥协而握手言和。这是因为,不光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日本产业界也从赶超美国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互惠关系”的重要性。日方各时期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1、自主减少对美出口

为了避免美方的报复性关税,在通产省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下,日本从1956年、1969年、1972年和1977年开始,分别对棉制品、钢铁、纺织品、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量实施了自主减少。1981年,日本对出口美国的汽车数量也设定了上限,开始了自主管控。

2、以贸易让步交换其他利益

为了顾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竞选期间对家乡选民的承诺,1972年日本对纺织品出口美国实施了自主减少。这一贸易让步被认为可能是同年美国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的推动因素之一。有研究者将这一交易夸张为“以丝(纺织品)换绳(冲绳)”。

3、增加从美国进口特别是以往限制进口的产品

1986年,日美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以20%的市场份额为目标,进口美国等外国产的半导体产品。1991年,开始自由进口牛肉、橙子等美国农产品。1995年,开始从美国等外国进口最低限度(占日本市场份额4%~8%)的大米。1999年实施大米进口自由化(撤销份额限制,保留高关税)。

4、扩大在美国和第三国的现地生产

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1倍。在日本国内劳动力工资激升的同时,日元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和投资力也大涨。为了寻求较低的生产成本和避免贸易摩擦,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业以东亚、北美、和欧洲为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加速扩大了现地生产。

5、实施扩大内需的结构性改革

1989年至1990年两国开始磋商“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日本承诺将扩大内需、消除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欢迎美国对日投资和出口、改善日美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日本加大了公共投资以扩大内需(10年内实施总计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限制企业间交叉持股,消除企业并购障碍;加强“反垄断法”的实施;改正企业间协商投标、企业集团内交易等排他性传统商业行为;放宽《大型零售店法》中的相关规制;纠正日本国内外产品的价格差异。

三、日本应对美国贸易制裁措施的影响

1、对日本制造业的影响

历次日美贸易摩擦都曾对日本的出口产业带来冲击,有些产业逐步失去了领先世界的优势,比如半导体产业;也有些产业反而化外压为动力,在逆境中变得更强,比如汽车制造业。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如日中天,其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曾达70%。但在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以及1991年的《新日美半导体协议》签订后,其发展之势受到遏制,技术领先但经营不善的美国企业卷土重来争取到了时间和市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美国率先发展,旺盛且高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有效地推动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成世界霸主。而日本半导体企业,不光在市场需求与年轻人才供给方面不及美国,还陷入了日企间相互竞争、后续研发资金不足等困境,目前不仅落后美国,部分产品领域还被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反超。

与半导体产业相反,日本汽车制造产业的应对相当成功。日美间发生汽车摩擦后,日企选择美国主力企业不重视的中小型家用车为主打产品,韬光养晦,不断改善产品性能(安全、便利、节能、环保)和售后服务,逐步改变了廉价贩卖形象。同时,丰田、本田、日产等三大公司利用日元升值扩大了在美国和北美地区的直接投资,既提升了日系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目前高达40%左右),也增加了当地雇用。结果是日本企业后来居上,目前在全球汽车生产第一方阵(德日美)中也处于优势地位。

2、对日本对外贸易的影响

与特定产业的贸易摩擦相比,汇率摩擦影响了日本对外贸易的整体走向。广场协议签订后,以美元测算的日本制造业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激增,日本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去,以东亚、北美、欧洲为中心扩大现地生产。在最初的10年,如果用日元计算,日本对美出口明显下降。但是,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海外子公司与日本母公司间的企业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促进了日本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的继续扩大。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对美国总体出口额仍保持增长趋势。从对外贸易来看,日本的应对相当稳健和成功。

3、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由于日元升值、国内制造业环境恶化、过于宽松的金融流动性等各类因素交错,诱发了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面对膨胀的泡沫,日本政府在1990年前后同时采取了连续加息、征收短期房地产交易利得税(买进卖出5年以内为40%,5年以上为20%)等过强反投机措施,短时间刺破了泡沫。由此引发了以不动产为担保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大面积坏账和金融机构的连锁型倒闭,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造血功能。90年代,日本失去了有活力的金融部门的援助,也没有建立起积极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制度,使得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明显落后于美国,并进入了“失去的20年”。

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日美贸易摩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除了日本政府在内需扩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对资产市场泡沫问题的应对有误,主要应归咎于日本社会对少子化、老龄化趋势的应对不力,没有把巨额公共投资优先用于改善女性生育环境、改善儿童教育环境、改善能大规模接受优秀外国留学生、专业人才的大学科研教育设施,而是盲目地撒向人口低密度地区的机场、铁道、高速道路、公园、场馆等土木工程。

四、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和建议

1、充分认识中美贸易争端的必然性、长期性和解决的艰巨性

中国与美国政经体制不同,更不是同盟国。出于经济、政治、安全保障等多重国家利益考虑,美国无疑对中国会比对同盟国日本更为戒备。中美贸易争端不是通过某个对策、1年、几年就能解决,需要时间和耐心,要做好持久战(争端长期化)的准备。

2、应该理性审视美国的批评和诉求

对于美国向中国提出的批评和诉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问题、部分行业的投资进入壁垒、关税不对等待遇等),应该理性审视,不可一概对抗、无视。否则,不光和美国,今后和欧、日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会发生,导致价值观相似的美日欧抱团孤立中国。如何争取缓冲时间、培育产业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十分关键。应及时表达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诚意,继续改革政企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导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3、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压力

在扩大内需时应特别重视生育率下降和总人口可能减少的问题,慎重选择公共投资领域,不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率,着力加大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维护社会和谐有显著效果的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的重点投资。对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要高度重视,但相关对策要渐进式开展。为了抑制泡沫继续扩大,房地产相关税种体系(包括交易税、保有税、利得税)必须逐步完善,但是起步阶段的税率宜慎重设定,以避免泡沫短期破裂。上海、北京等影响力超群的标杆性都市,应该通过以通勤圈交通网为基础的都市圈(范围大于市行政区)建设,诱导人口合理分布、平抑中心城市房价。要善待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富裕阶层,积极创造对企业家友好的税制、舆论环境,尽量吸引他们留在国内,共建和谐社会。

4、上海应当在解决或缓解中美贸易争端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革政企关系、加强信息和法规建设服务、培育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进口促进活动,为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国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帮助。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以美国著名跨国企业为首的全球500强企业。各大院校、团体应该继续努力,通过扩大人文交流、沟通信息,为构建一个能够相互理解、存异求同的中美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原稿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冯学钢工作室

《美国301清单对上海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专题成果

(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编号18692116700)

(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AGI)研究部  长戴二彪

华东师范大学  冯学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