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海深化科创中心建设的思路研究
2019-04-15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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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攻坚突破的关键年

(一)党中央将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重大任务交给上海,上海迎来重要机遇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要在上海证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目前科创板落地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前制度框架内无法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科技型企业将会大量前往科创板注册上市,全国各地正在陆续启动对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的筛选工作。科创板将在公司盈利状况、股权结构要求等方面做出更为妥善的差异化安排,提升资本市场对科创型企业的包容性,为中小科创型企业提供全新的直接融资渠道,有力促进科创型企业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但目前上海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全国省级行政区排名中仅居第5位,新增注册的创新型企业数量明显低于北京、深圳等城市,与上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时,由于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没有保荐制新股发行审核和证监会监管审核,科技创新企业只需通过注册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就能上市发行新股,容易出现信息披露虚假或失真的现象。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获得更广阔资本空间的同时,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自律要求也相应提高,科技企业的诚信从外部监督管理为主转变为企业内在自我约束为主。这将给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涵,加强科创型企业引进、培育、服务和监管创新将成为核心任务。

(二)各全球城市区域抢抓大科学时代契机,创新全球化成为全球城市科创新思路

随着大科学时代到来,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空前活跃,科研资金、技术和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快,创新要素全球化配置、创新主体全球化布局、创新活动全球化合作的态势日益明显。以英国伦敦、剑桥、牛津组成的全球城市区域和以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区域,正在利用高校和科技型企业数量庞大、智力高度密集、创新思想迸发的优势,大力引进全球顶级大学和研发机构、全球一流的高科技公司、全球顶尖的创新人才,不断增强全球城市区域强大的创新资源集聚和辐射功能,不断强化全球创新网络关键节点的地位。放眼全国,多个准全球城市区域正在积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轮科技创新中心全国锦标赛已经鸣锣开赛。首都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立足丰富的高校院所、创新型企业资源,积极谋篇布局、精心筹划,形成了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图”“组织机构图”“施工任务图,构建了战略布局、组织模式和实施机制,近期正在以三城一区为载体,以重大项目和科学工程为抓手,积极推动网络安全、空间科学等领域国家实验室和重大任务在京培育布局。广东省正在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契机,结合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开放合作基础,着力打造具有巨型门户枢纽和世界级经济平台功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圳、广州、武汉、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的创新功能也在快速提升。这将使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面临创新资源可能被稀释的影响。上海亟须大力实施创新全球化战略,打造与全球城市地位匹配的人才集聚中心、科学策源中心、产业创新中心。

(三)新技术场景应用步伐加快,安全风险漏洞的治理成为新主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正如火如荼,上海的应用场景资源丰富,每天都在产生大量数据支撑着新技术的深入应用和开发。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发展,不仅纳米级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高端制造装备无法自主生产、工业级芯片受制于人,也带来了海量数据和数字道德隐私等问题。同时,生命健康等新技术的场景运用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科学伦理和诚信问题。例如,备受争议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发了对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科研诚信和伦理的质疑。面对新技术场景应用潜在的安全风险漏洞,传统的科技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科技治理能力亟须提升。目前,北京、深圳、广州、杭州、武汉等地都在加紧布局新技术的场景应用研究。融通新技术和场景应用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创新活动,越来越多的基础创新和底层技术成果与应用场景结合,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加快。这将给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带来新的方向和新的使命,既要聚焦系统集成技术的研发,也要加强核心零部件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更要加强数字道德隐私的治理,使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制造与场景应用更加紧密结合。

(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进入全面攻坚期,面临不进则退的局面

在国际环境多变、国内发展迅速的背景下,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经过3年的建设期,取得了积极成效。根据《2018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显示,上海科技成果影响力指数由2015年的183提升至2017年的316.13。在国家重大战略和世界前沿领域,上海不断涌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论文、专利等学术成果数量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随着各地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并快速见成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Nature Index 2018 Science Cities)中上海位居第7位,较2017年下降2位,北京则连续两年保持全球第1位,武汉6年来全球排名提升速度快于前20位的城市,广州超越香港跻身全球第25位。2019年,科技创新将继续成为中国的年度关键词,国家层面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与支持力度会不断加大,国内各城市陆续将科技创新作为重中之重,形成百舸争流的局面,上海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先行者,要以更强担当满足国家提出的更高要求,以逆水行舟用力撑的决心和实际行动,推动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上新的台阶,继续领跑国内科技创新发展。

二、当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须进一步强化

与国内外主要科技创新领先城市相比,上海集聚了大量科研创新资源,但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效用尚须激发。一是缺乏领军型、引擎型、高能型等创新企业。目前上海科创中心的创新主体仍以体制内的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为主,缺乏对科技引擎企业的培育与政策扶持。例如,对比中关村集聚了联想、百度、中星微电子、博奥生物等一批高科技企业和企业家资源,张江明显缺乏领军型企业和企业家,高成长性企业数量也不多。二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有效体现。2017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中企业投入占比62.0%,低于全国78.5%的比例;上海科研机构、高校使用来自企业的研发资金147.86亿元,比2016年减少了6.18亿元。同时,企业研发投入主要集中于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第二代创新,较少参与和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没有真正发挥科技成果转化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和实施主体的作用。三是高校对科创中心的参与度不深。一方面,高校的研究方向与科创中心整体发展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各高校的学科优势没有充分发挥,高校间相关学科缺乏上下游对接,另一方面,高校的源头创新与产业应用缺乏高效的对接机制,产业前沿的技术瓶颈与高校已有的创新成果不能第一时间对接。针对高校的科技服务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培训、激励、保障等系统性的配套政策须进一步夯实,高校服务科研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与服务能级有待提升。

(二)创新策源的平台载体供给须进一步完善

上海科创中心已经建设起支撑科技创新的四梁八柱,但在进一步发挥创新策源能力方面,需要加强平台载体供给的创新与突破。一是对接国际前沿的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设施群管理体制机制亟须健全。张江国家实验室的新型运行机制一直处于摸索阶段,需要加强与相关部委沟通协调,尽快实现突破性进展。协同大科学设施群管理、集聚全球科研团队的具体实施计划有待明确。二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发展机制有待完善。平台运行管理机制尚须优化,保持平台的公共性、开放性等相关机制亟待完善,在一些重大需求领域还缺乏相应的平台布局,平台与区域优势、产业特色的融合度还须进一步提升。部分平台核心服务能力尚未形成,缺乏核心装备、关键设备、高水平团队等。

(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质量和效率须进一步提升

上海已出台一系列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文件,但推进落实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科技创新投入的新陈代谢率较低,科技转移转化的全链条全环节需要系统提升。一是成果转移转化的第三方科技服务体系不成熟。相比纽约、硅谷等城市和地区,上海科技中介服务不够发达,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与国际标准和水平间存在差距,擅长市场化运作的机构数量少。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部门人员多为兼职,管理方式多为行政方式,无法执行作价入股评估等专业事项,也很难找到合适的第三方机构。二是专利成果的质量不足以支撑成果转移转化。近年来上海专利数量稳步增加,但是专利质量仍须提升,对于新兴领域的专利研究须进一步加强。2017年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石墨烯等十项新兴技术领域的PCT专利申请量,上海均未进入排名前5位。高校的考核标准仍以专利数量为主,导致大量专利与市场、产业实际需求脱节,从根源上注定难以转移转化。

(四)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须进一步完善

随着创新的演化进阶,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和激励政策等需要加快改革突破,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供给,促进创新活力迸发。一是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不够灵活高效。与目前国际上探索的长期资助、弹性调整的项目投入和管理模式相比,现行方式不够灵活,如研究目标的制定与论证限制过多,不利于研究者及时调整研究方式,不利于产出创造性研究成果;过程管理与中期评估机制难以适应前沿研究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等,需要加快研究制定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更注重创新需求侧和供给侧协同的政策。二是科创人才的培育体系尚不完善。科创人才体系模式存在一定的重引进,轻培养,过于注重引进国内外现成的顶尖人才,没有充分发掘上海现有科创人才的潜力,没有形成上海本地科创领军人才策源效应,缺乏新一代具备战略眼光的领军型中青年科研人才。三是创新收益分配制度须进一步完善。目前针对科创人才的激励制度仍处于探索阶段,股权和分红激励受到多重限制,手续繁琐,体制内科研院所和相关机构的收入分配制度严格限制了绩效奖励比例,不利于充分调动科创人才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五)协同开放创新的力度须进一步加大

开放是上海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优势,目前在区域合作创新、集聚和配置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是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须加快步伐。跨区域重大科研项目攻关机制须进一步健全,共性研发平台存在的重复建设、同构竞争等问题须加快解决,一些急需落实和开发的资源和服务平台建设须加快推进,具有影响力的重大项目须加快布局。二是全球顶尖科研力量须进一步集聚。在汤森路透集团评选的2017全球高被引科学家3538人次中,中国入选300人次,其中上海入选25人次(以所属第一机构为准),仅相当于北京的1/3,也低于香港的入选人次。在决定学科、领域创新发展方向的全球顶尖专家层面,上海还缺少与创新中心地位相匹配的竞争力。三是在科技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有所欠缺。波士顿、旧金山、伦敦、纽约等排名前列的国际创新城市,以及北京、深圳、香港等中国城市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都是受到全球科学家普遍认可的优势项,而上海在开展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方面的活跃度和便利性方面,与自身全球科创中心的定位还不相匹配。

三、2019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举措建议

2019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必须坚持把上海的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凸显创新集聚功能、促进创新成果产出、增强创新区域集群,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做好科创板的落地工作

一是做好准上市企业的筛选和服务工作。充分筛选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尤其是在国内当前制度框架内难以上市的隐形冠军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上市服务。做大做强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强化市场机构中介责任,培育一批知名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建立起规范的中介服务机构平台。加强审核科技创新企业容易出现的信息披露虚假或失真现象,淡化行政管制,强化市场监管,明确信息披露规范和失信惩戒机制。

二是推动科创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双中心联动完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建立知识产权资本化交易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评估能力,加快发展科技保险,通过保险资金支持科技企业和重大科技项目发展。推广商业银行科技支行和科技银行的形式,逐步形成独立的带有科技金融性质的专营机构,以放水养鱼的理念更多发放长期贷款。

三是吸引国外科技企业并集聚海外风投资本。探索和创新国外科技企业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市的制度和政策,吸引国外优秀高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拓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创新完善风投基金退出机制,建立法律法规层面的保障,打通风投基金的退出渠道,吸引集聚更多海外风投资本。消除科创型企业和风投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科技创新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搭建各类信息平台,促进科创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充分交流信息。

(二)加强基础科学的规划布局

一是围绕光子、生命科学等优势领域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围绕光子、生命科学、海洋观测等领域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结合上海科技创新的优势领域和实际需求,加快大科学设施的工程管理和技术攻关力度,推动进一步提升技术指标和综合性能,逐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加快建立大科学设施群开放共享机制,探索开放共享后补助机制、市场化运营与利益分配机制,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进一步开放共享大科学设施。

二是加快探索牵头发起大科学计划的运作模式。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大科学计划项目理事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探索计划发起机制、运行决策机制和组织管理机制。深度参与他国以及与多国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计划,积极承担项目任务,在参与过程中学习积累项目运行管理经验,为今后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做准备。

三是加快自主研发高端实验室设备、试剂和耗材。梳理现阶段高端实验室设备、试剂和耗材的实际需求与供给情况,排摸过度依赖进口、货源单一等基本情况,评估具体潜在风险,制定不同场景下的应急预案。鼓励国内相关生产企业进行技术研发,重视高端实验室设备、试剂和耗材的自主化与国产化,针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内生产企业,通过政策扶持推动企业加强研发,加快国产产品替代,降低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断供风险。

(三)推动高科技产业的落地发展

一是设立以国民经济重大需求为导向的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专项。聚焦未来智能社会、绿色发展、生命健康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重大装备和民用产品,选择上海有优势或国内空白的产业技术领域,采取一事一议”“灵活多样的投入机制和管理办法,设立一批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专项。例如,地下综合管廊、氢能利用、燃料电池、煤炭资源清洁利用专项等。

二是以具体产品为目标集中攻克产业尖端技术。瞄准目前基础产品成熟但缺乏尖端集成产品生产能力的产业,以生产具体产品为目标,集聚相关基础研究和技术力量,夺取皇冠上最明亮的珍珠,完成尖端产品生产任务,实现全球影响力的快速提升。组织相关技术和配套零部件的企业与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整合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加强交流合作,以需求拉动源头创新,提升先进制造业的综合实力。

三是组织高校直接参与未来产业的攻关计划。布局组织由高校牵头相关产业的聚合研究计划,依托具有学科优势的学校,建设产业上下游学科的集中研究平台,凝聚产业相关的高校资源。结合高校的学科特点,明确高校在科创中心建设中的方向与任务,明确高校承担的具体科创项目,鼓励高校增设相关专业、课程、实践活动,提前介入潜在科创人才的培养过程,为科创中心打造人才后备队伍。

(四)推进创新载体的规划建设

一是设立战略性新型研发机构。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选定若干个战略性新兴领域,打造全新的战略性新型研发机构,汇聚国内外科技创新资源,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长期滚动投入充足资金,根据战略性研究周期长的特点,拉长资金投入持续时间,采取过程导向的考核标准对研发人员进行考核与激励。

二是继续筹备国家实验室。深入研究国家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制度,探索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国家实验室建设过程中的合作分工机制,探索完善地方政府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国际通行的国家实验室管理体制机制,探索专业化的第三方管理机制。

三是争取研究型大学的体制突破。对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学府,给予研究型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在教职工聘用、学生招聘流动、薪资激励、经费拨付使用等方面取消体制内的限制,将研究型大学打造成为聚焦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领域的,具有相对灵活机制、能够集聚整合全球前沿科研资源的研究载体。

四是争取更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落沪。主动排摸国家部委和央企在沪研发机构,支持有条件的机构申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五是探索设立上海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参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运行管理模式,依托上海本土具有实力的高校,承担上海市地方和行业的科研开发及工程化研究任务,促进科研院所与上海本地产业的紧密结合。采取市场化的合作模式与利益分配机制,以合同形式规定任务内容和时限,给予工程研究中心研发人员更大的自主权,积极开展国外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

(五)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一是改革市级专项的立项评审机制。引入企业、行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市级专项的立项与评审环节,扩大立项意见的采集范围,倾听更多来自一线科研人员的前沿建议。增加专项评审环节的社会参与和结果公开,加强市级专项的过程管理,提升市级专项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二是增强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包容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先行先试给予足够的包容,营造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鼓励大胆创新,通过立法等方式明确豁免条例,消除科技创新领域先行先试的后顾之忧。对不同规模的科技创新企业给予普惠性的支持政策,强调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同等重视,营造公平的良好创新生态。对不同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实行针对性的激励政策,不拘泥于人才的学历与资质,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根据不同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进行精准奖励。

三是促进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三资联动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导向推动作用,探索更灵活高效的国有资本管理运行模式,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投资方式,扩大国有资本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规模,加大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链。充分调动民营资本参与科技创新,进一步放开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参与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积极利用外国资本提升科技创新活力,出台细化的配套措施,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力度,扩大外商投资准入范围,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六)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放合作

一是促成长三角联合申请和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攻关项目。联合新建若干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聚焦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发展优势领域,推动共建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研究实验基地、科技基础数据中心等。提升长三角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网络的服务能级,根据长三角的科学研究需求,提升科学仪器的设施水平,构建创新要素的网络化对接平台,形成区域创新服务链。

二是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交流活动。建设大型科技展览中心,依托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争取承办或联合主办世界级的科技活动。举办重大国家科学会议与论坛,继续办好滴水湖论坛浦江创新论坛等国际论坛。

三是鼓励企业引进海外顶尖科技研发人才。给予企业人才签证手续简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便利政策,加强相关政策的培训和宣传,为企业和科研人员提供专门的政策指导与服务,鼓励企业与海外顶尖人才开展联合技术研发,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竞争力。鼓励企业探索创新合作模式,鼓励以市场化合作方式引进世界前沿技术和顶尖团队,避免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对企业引进技术的影响。

 

作者:钱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改革处处长。史晓琛,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改革处副处长。本文参与撰写人员有:宋琰、黄佳金、许鑫、樊晓杰。

来源:《科学发展》杂志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