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社会治理创新中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跟踪研究
2017-03-06 16:33
字体
保护色
打印
返回
关闭

一、本市社会治理创新中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


(一)多元主体参与


1.出台具体政策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


按照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沪委发[2014]14号)和《上海市关于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14]45号)的要求,围绕加强社区治理的总体目标,市局及各区出台了具体的政策,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推动驻区企事业单位参与、支持社会工作者参与、鼓励社区骨干参与、激发居民主体参与积极性。


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上海市民政局、社团局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社会组织的“121”系列政策文件,即:《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本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若干意见(试行)》、《关于加强本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试行)》和《建立上海市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推荐目录(试行)》。同时,各个区出台了适合本地情况的促进政策。


推动不同类型资源的组织合作共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是有着显著区别运行方式的组织,但是在社会治理中,碰撞之余还有着合作的大空间。今年年初,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培育和扶持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参与住宅小区公共事务服务的指导意见》,探索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事项的社区治理模式。


2.围绕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展开丰富的实践探索


以做优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为抓手,汇聚党组织、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力量;提高驻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发掘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探索居民自治新内容新形式。首先,建立凝心聚力的社区自治平台;激发社区骨干参与社区治理;政府、社会、企业领域中的多种组织合作参与推动社区发展。


(二)社会组织参与力度大


1.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项目和资金支持增加


组织资源方面,本市社会组织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以上海市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实际使用资金和项目数为例,课题组纵向对比了近6年的数据,发现我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力度在不断增大(图1)。


横向来看,2014年宁波市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8100万元,加上上年结余的1000万元,共使用9100万元,2015年支出9450元,2015年苏州市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大于8000万元,这些城市的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均低于我市。此外,浙江省2015年省级福彩公益金资助全省性社会组织公益项目240万元(16个项目),2016年增加为300万,项目正在评审中。

因此,无论是与自身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周边城市的横向比较,都能够发现我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力度很大。

2.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生活粘结度增强

降低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后,社区生活服务类社会组织、社区公益事业类社会组织、社区慈善互助类社会组织和社区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在诸多基层社会生活和民生服务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社区生活服务类社会组织以满足居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为目标,促进居民安居乐业、和谐有序。

(2)社区公益事业类社会组织主要满足社区群众公共文化需求,并参与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

  (3)社区慈善互助类社会组织主要为部分社区居民提供以保障基本生活、恢复社会功能为内容的服务。

(4)社区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引导律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队伍,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维护社区稳定。

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机制的探索

(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纵向动员机制

在整体的运动型治理机制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中也不免带有这样的特征,形成纵向动员的机制。政府来设置计划、组织动员。大部分的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才具备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条件。一些社会组织在发展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仍然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撑才能够持续参与。前面论述到的“睦邻中心”、“邻里中心”等社区自治的良好实践,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增强了自身的资源汲取能力,但其发端于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形成于行政力量的资源配置。

(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横向连接机制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市社会组织的能力有所增强,政府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的经验变得丰富,渐渐地,已经形成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社会组织也从参与实践中发展出了网状的资源链,能够与其他组织比如企业、居委会、志愿组织等进行横向的合作,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横向连接机制。我市各个街镇正在积极推进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就可以被视为横向连接中的资源节点。

三、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一)社会组织通过参与而获得的增能赋权不够

在当前我国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社会协同”来优化社会治理,其政策预期至少应该同时包涵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和社会主体地位生长。通过考察当前推动社会协同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发现社会组织数量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主体地位的生长。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仅仅是作为垂直科层体系公共服务递送的一个环节,公共服务需求自下而上的反映、汇集和倡导功能受到了抑制,因此,并没有从政府和公众那里获得足够的赋权和共识。

(二)社会组织对参与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缺乏预期

在项目制背景下,公共服务的发包方由各级政府部门组成,这些部门在设定项目的时候,多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的培育意识缺失。这一方面会造成社会组织对公共服务项目认知偏差,社会组织的发展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造成各个部门在社会组织的事权责权方面不匹配,民政部门的责任过大。

(三)社会治理领域的关键资源由行政权力配置

由行政权力配置公共服务资源,资源自然会向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便利性倾斜,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向社会组织赋权,补社会组织“短板”的问题。由此可能出现社会组织治理的“内卷化”逻辑,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数量增多,但是参与后果未能导向社会赋权;国家与社会互动频繁,但合作关系停留在协同层次而未能导向平等协作。

(四)社会治理领域的行动规则由行政权力掌控

政府选择性发展社会组织的能力较强。公共服务购买中存在较大比例的定向购买和委托购买,这些购买的达成主要基于政府对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甄别”,那些具有较多业务联系的社会组织因为已经取得了较多的信任而更容易成为服务承担者。

四、进一步推动本市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社会组织自主运作能力

1.真正释放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建构相对清晰的社会组织参与空间,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各自的权责。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的力度,尝试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多的倡导功能。

2.通过实质性参与增强社会组织在购买服务中的合作能力。通过建立各层次各类别的法定或临时性咨询委员会,将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培育为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和基层民主的重要力量。

3.促进社会组织治理结构规范化。引导社会组织健全内部治理机制,积极倡导社会组织行业自律,提升公信力,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益招投标、多从企业管理中借鉴标准化流程、多与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专家学者沟通交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

理顺购买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规范项目招投标流程,建立多元化绩效评估和监督机制。

(三)搭建平台促进社会组织与市场、社会资源对接

鼓励社会组织建立与市场、社会资源的流动网络,引导社会组织与企业进行公益营销与营销公益的对接。

(四)密切基金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推动基金会由操作型向资助型转变,促成基金会与社会组织直接合作,发挥基金会促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支持人才发展的独特作用。

(五)推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职业化、专业化。从完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改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福利待遇、重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升方面推动。

(六)提升社会组织社会认同度。

(七)吸引居民参与社会组织的运行和服务项目

1.日常运行中多接纳居民的参与。建议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多做宣传,尤其是公布组织一些重要事项的开展时间,让社会组织进社区。其次,多吸纳居民来做社会组织的理事会成员或者志愿者,走进居民,获得组织一定的社会基础。

2.服务项目中多考虑居民的需求和满意度。首先,购买服务项目形成之前,政府和社会组组合作开展居民需求调研,在充分了解实际需求之后再凝练项目,做到需求和服务的紧密对接。其次,在购买服务项目的评估指标中,加大居民满意度的权重,推动社会组织更多向下负责,扎实开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