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学者看G20: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经济
2016-09-05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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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瞩目的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之际,全球经济治理再次跃入学者们的视线,成为探讨的重点话题。近日,上海市经济学会与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共同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话”高层论坛。来自上海市的著名经济学者与两个学会百余位会员,共同就全球经济治理、中国经济现状、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世界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现撷取与会专家精彩观点与读者共同分享。

除了增长,中国还要提供治理机制的智慧

 

张幼文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只是在于经济增长占多少比重,而在于我们对全球经济机制的形成、政策的协调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不能只看增长率是不是拉动世界经济,更多还要看机制体制上的贡献。

 

从中长期来看,世界经济要回答的问题,跟中国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存在显著的一致性。比如,产能过剩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特别是钢铁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也是中国的突出问题。同时大家也都认为,当前许多经济问题,供给侧的改革,是主要的应对之道。也就是说中国主张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来解决和应对危机,这一点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广为支持。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普惠金融、跨境税收竞争、SDR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中国需要借助G20这个平台,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提供中国思路、中国机制和中国方法。总之,中国需要,也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

 

逆全球化恰恰是全球治理不彻底的体现

 

肖林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

 

全球治理改革是当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开放融合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科技革命催化下,世界经济进入深度开放融合的新时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造就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

 

开放融合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当然也给地球村带来很多挑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温室气体效应严峻,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加剧等等。英国脱欧公投表明,一半以上的投票人认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大于收益,好处更少,负担更重。所以他们提出要去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和挑战,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全球化,而是缺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架构,缺少有效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缺少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缺少有效的全球贸易投资开放的体制框架。

 

因而,要使全球能够从开放、增长和发展中受益,必须解决好利益的均衡问题,需要完善全球治理构架,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 

 

G20作为开展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平台,有责任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做出努力。我觉得中国在G20框架下,对全球治理的改革有4个方面的协同,要有所作为。一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协同;二是全球贸易振兴的协同;三是全球投资协议的协同;四是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合作的协同。

杠杆的支点在哪里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讲一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第一个观点,什么样的货币可以成为世界货币?从1400年到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谁能成为国际货币。一个货币能不能国际化,不是专家规划出来的,它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

 

第二个观点,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是购买力。凡是没有购买力的货币就是交易头寸。购买力一要看钱出去了有没有商品收回。二要看能否实现资产购买。中国老百姓只买不动产,即货币换砖头。如果商品渠道、资产渠道都不具备,这个货币的国际化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观点,人民币加入SDR是否意味着人民币会自动成为国际货币。日元曾经国际化,但是随着它的产业空心化,没有金融渠道,它就被打回原形了。任何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向国际基金借钱,必须把日元换成美元、英镑和欧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货币加入SDR不等于它自然而然就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所以我的结论,中国还是要首先解决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讲的对,发展是硬道理。搞经济不能总是靠杠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有杠杆没支点,我们的支点在哪里?没有基础牢靠的实体经济做支点,所有的杠杆最终压死的都是自己。

去国际化往往害了中国经济

 

殷德生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华老师刚刚讲的非常好,中国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离不开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制约性,这其中就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我一直在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危机发生在别的国家,怎么受灾最严重是亚洲,包括2008年也是这样,危机明明发生在美国,但是中国受灾最严重,是不是“美元”的地位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走出去,更好的说法是区域化,区域化一定有它内在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可能离开不世界。国际经济制度的制定可能没有国内政策那么简单,不是一个国家能决定的。所以我们要与世界共舞,要在与世界共舞中学会慢慢营造有利于中国的话语权也好,有利于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好,总之要去争取参与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的权利。所以中国参与G20是非常必要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林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们知道G20这次会议有4个议题,其中一个议题是关于国家经济和金融治理,所以我主要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谈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不少专家把它叫做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人为设计的制度安排,最重要就是双挂钩的制度。

 

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问题,根本原因是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壮大,美国已经没有能力独立支撑全球货币体系。虽然我们今天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随着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美元已经没有办法独立支撑起国际货币体系这样一个义务。

 

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楚,第一个方向,就是国际货币政策协调。G20会议上中国提出汇率不搞竞争性贬值,这就是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第二个方向,是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来,共同铸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经济靠实干走在规则讨论之前

 

权衡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第一,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核心根源在哪里?如果从长周期来看,现在世界经济刚刚告别上一轮老的周期,处在新一轮周期一个孕育阶段,它不是简单的宏观政策协调调控就能够恢复到原来增长状态,而是需要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的启动,所以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的推手或者推动力。这个动力究竟又是什么?这些需要我们共同思索。

 

第二,关于全球化。这两年关于这个问题讨论比较多,原因是区域化在加快、全球化在放慢,甚至出现逆全球化。而在经济全球化当中,为什么出现这两个问题——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放慢。我想第一就是全球区域性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像TTP、TTIP,不像原来WTO针对世界经济总的运行规则,现在变成区域性投资贸易规则,似乎在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另一方面,特别是英国脱欧,更加加剧人们坚信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将要终止。我们可能要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来思考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关系。

 

第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谁拖累了谁?这是一个伪命题。世界经济如果说好大家都好,说不好大家都不好,顺周期的时候大家都好,逆周期的时候大家都不行。观察一下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三产超过二产,我们知道三产超过二产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会慢慢下降。这不能是说世界经济拖累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经济拖累世界经济,不能简单来做这样一个判断。

 

第四,关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次G20峰会,中国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通过投资、贸易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国家还在谈规则,而中国则是实干。中国实际上正在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发展大健康、大文化产业是个趋势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

 

现在全球范围面临的普遍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产能过剩。全球产能过剩某种意义上来说跟全球财富两极分化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问题。

 

我们应该发展大健康,大文化这些产业。中央刚刚开了大健康产业的会。这些都是经济转型发展的信号。当然大健康产业中,有医患矛盾的问题,其实背后是游戏规则不健全,行业权利和义务怎么界定,特别是责任怎么界定都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民营资本介入后,会吓得逃出去。一方面我们讲莆田系有一些欺诈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业内部责权利界定不清,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关于诚信,关于怎么保护消费者权益,关于怎么惩治侵犯产权的违法行为,或者这些方面维权的行为,都已经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必需品了。这个必需品的供给,如果没有深层次制度变革,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全球治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也有路可走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只谈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参与G20峰会。我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给出我个人的看法,第一个,应该是希望能够应对危机,预防危机,保持金融稳定。中国参与这样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在讨论什么。1975年7国集团建立,1999年建立央行行长还有财长会议,中国从建国以来花了40多年才走进全球GDP的核心位置,来之不易。这个得益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大国担当,如果中国没有这样的责任和勇气,那也不会有这个门票。

 

第二个,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在全球经济治理议程设置上有发言权,要在全球治理最终决策上有决策权,这个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G20机制建设已经非常健全,7个部长级对话包含贸易、投资、金融、环境各个发展领域,它是一个对接的平台和机制,这个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提升我们改革开放的水平,以及国内的经济治理水平,是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的。

 

第三个,我们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就是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美国只有一个目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你要走也走我的路,否则没有《华盛顿共识》。中国的理念和做法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也有路可走。显然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时,应该有更广泛的全球视角和治理思路。

新旧动能能否顺畅转换,决定当前经济走势

 

周振华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市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现在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这个状态好像还在持续,尽管美国经济有点起色,但是也不太稳定,其他经济体像欧盟、日本,包括新兴经济体当中,都是处在一种比较疲软的状态。而且,世界经济问题已经逐步演化成社会和政治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G20所提出的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经济现在一个很明显新的特征是分化,尤其是今年,这种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地区经济确实很差,但是也有一些地区现在经济的势头相当好,特别是以深圳为代表。深圳的经济增长,不管是GDP也好,工业投资也好,还是经济效益,都是一种新动能,是新的经济动能下的一种发展的态势。而且我们估计,这种分化将进一步延续和进一步明显化。

 

中国经济存在着旧动能和新动能,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好起来,取决于这两个动能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新动能力量逐步壮大,甚至超过旧动能,中国经济就有望好起来。

 

这种新动能是怎么来的,我们也在研究。通过对深圳的解剖,我们发现很大程度上,和经济模式有关。很多地区,包括像上海,有出口导向的发展路径依赖,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格局,比如说有大量的外资,上海还有大量的国资、央企和地方国资,这种结构是不利于产生新动能的,因为新动能核心就是创新,外资在中国创新的能力很低,原因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国资的创新活力一直不足,深圳恰恰在这方面没有明显的路径依赖,虽然它也有相当部分国资成分,但在结构上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创新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这方面,中国相较于美国、欧盟等其他经济体,还是有一定的后发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