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统战——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双重解读
2014-02-27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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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拥有多元宗教信仰和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建国60年来我国的宗教政策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过不少经验和教训。本文选择统战和安全的双重视角,结合我国宗教政策演变的历史,试图揭示我国宗教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并为我国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某种理论思路。

一、我国宗教政策两条主线的形成
    建国60年来,宗教一直在我国的国家安全考量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由于与西方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和其他“封建反动势力”的密切联系,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国际安全形势的恶化,未经改造的各种宗教势力被视为异己势力。解放初期,教会主权归属问题在基督教和天主教方面尤为突出。教权问题说到底就是主权问题,解决教权归属问题自然成为新政权的一项主要安全考量。然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团结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各个阶段的革命事业服务,逐步形成宗教政策中的“统战传统”或“统战主线”,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就以“统战”基本思想确立了宗教在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合法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各宗教内开展了“宗教控诉”、“宗教革新”、“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后,执政党以尊重宗教信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线的宗教政策得以确立。然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取缔和镇压反动会道门、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防止外来宗教势力渗透、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以及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等斗争实践和政策目标,构成了执政党宗教政策的另一条主线。上述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两条主线(即统战主线和安全主线)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解读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缺一不可的两大路径。   

二、中国宗教政策“两条主线”的互动及其演变
    安全和统战是党和政府宗教政策和工作的两项主要考量。对任何国家而言,再没有什么比主权安全更重要的事了,并且再也没有比经济繁荣和社会昌盛更关键的治理目标了。在建国60年的历程中,党的宗教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种种差异,并且对中国的宗教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宗教安全线和统战线的形成期(1949-1957)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国内的反动势力仍十分猖獗;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新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决定了我国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借鉴了“苏联模式”,而收回教权是当时我国宗教政策的一项主要任务。与此同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建设任务,将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纳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这一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主要任务。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宗教政策中形成了并行不悖且相互映衬的安全和统战两条主线。由于全国解放初期的特殊原因,该时期宗教工作基本上以安全为主、统战为辅,但两条路线之间的互动较为顺畅和平衡。
(2)宗教安全线与统战线的失衡期(1957-1976)
    在这一时期,受到左倾思想和反右扩大化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党的宗教政策和工作从安全为主、统战为辅发展到取消统战,致使我国的宗教活动受到破坏。1957年“反右”以后,破除迷信和宗教界“大跃进”思想开始出现,“消灭宗教”成为流行口号。1962年召开的全国第七次宗教工作会议对当时的宗教形势做出错误判断,认为宗教仍然是剥削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要用阶级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1966年“文革”开始后,党内极“左”路线发展到巅峰,致使我国宗教事业遭受严重浩劫。在这一阶段,宗教问题被“全盘或极端安全化”,而“统战”路线几乎完全停止。
(3)宗教安全线和统战线的调整期(1976-1989)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呈现出相对淡化趋势。中共中央在1982年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19号文件),指出宗教工作的着眼点应由用马克思主义来削弱、战胜和取代宗教信仰转变为相互尊重彼此的信仰。与此同时,19号文件也指出了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在国内层次上,宗教狂热行为和非法开展的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利益相违背;在国际层次上,外国敌对势力频繁借用宗教名义从事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严重危害着中国国家安全。
这一时期我国宗教政策的“统战线”得到强化。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可说是揭开我国宗教政策调整的序幕。19号文件亦指出,正是由于宗教“五性”的客观存在,我国的宗教政策必须要坚持统一战线原则,而团结广大宗教信徒“是我们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已由“政治安全至上”转变为“政治安全与经济建设并重”。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宗教安全因素的淡化和宗教统战因素的强化使中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与“统战线”出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
(4)宗教安全和统战线的转型期(1989年以来)
    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此时期之初,中国受到严重政治风波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苏联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及其宗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必须引起重视,宗教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团结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近年来我国西藏、新疆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这些安全威胁的具体体现。
    不过,面对宗教领域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宗教工作的统战主线,并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两项任务。2004年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地方性宗教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有较大发展,宗教工作逐步走上靠政策和依法规的双重轨道。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而宗教关系正是“五大关系”之一。
    这一时期,在“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的指导思想之下,中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继续相对淡化。随着宗教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的宗教工作不仅出现宗教政策以统战为主、安全为辅的趋势,而且出现“宗教政策”与“宗教法规”齐头并进的局面,在“政策线”发生重大调整的同时,“法规线”建设也有显著进展。“政策线”与“法规线”的联动成为转型期我国宗教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我国宗教政策“两条线”的基本趋势
    回顾60年来我国宗教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似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安全线和统战线需要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建国60年来我国宗教政策安全主线与统战主线的互动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安全为主、统战为辅;安全至上、统战消亡;安全与统战相对平衡,以及统战为主、安全为辅。事实证明,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作出调整以保持安全和统战两条线的相对平衡是制定合理和有效宗教政策的关键。无论是安全至上还是统战至上,都不利于宗教工作的开展,甚至会给宗教及其宗教工作带来极大损害。
    其次,在过去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我国宗教政策的安全还是统战主线的内涵和外延都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如安全线就经历了从鸦片论——渗透论——到保障人民宗教权利的宗教安全观上的转变;而统战线则经历了从适应论——协调论——和谐论、从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到团结全体信众、从促进国内建设到推动祖国统一等的发展。安全和统战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策的制订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安全和统战的考量,尽管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就特殊性而言,统战工作在我国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国策,而在他国类似的做法可能只是策略性手段。
    再次,从长期来看,安全线的相对淡化和统战线的相对加强是我国宗教工作的发展趋势。解放初期教权归属问题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安全利益的多元化,以及近年来以法治教方针的提出,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舒缓了国家在宗教领域所受到的安全压力,同时为统战线的相对强化提供了政治和法制基础。实际上加强统战线是释放宗教领域安全压力的最佳途径之一。
    最后,宗教工作的安全线和统战线的共同目标均为服务我国的国家利益。安全化通常指的是超常规的全面动员。安全化(尤其在我国)有不少好处,它可使政府集中国力来推进某一事业或应对“安全威胁”,并且获得国家合法支配某些事务的全权。但是安全也不是越多越好,安全的泛化通常会导致不必要地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稀释、模糊甚至偏离国家的即定战略目标,最后使得安全化失去效果和意义。但是,如对宗教安全问题视而不见,这同样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以当前我国的国家利益为准则,我们在宗教领域似可采纳某种有限(选择性)安全化的对策,对宗教问题实行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并举、安全与统战并举,以及保持安全与统战线相对平衡的政策,将一般社会安全问题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以区隔,使一般宗教问题公共政策化并与安全问题脱钩,充分调动宗教工作的统战主线,使宗教政策更充分地反映我国“强国弱宗教”的社会现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以及我国社会和谐、承担国际责任并且与国际社会协调的大国气象。

主要完成人:
徐以骅  刘  骞
完成时间: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