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套研究
2008-12-08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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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市场需求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结构高级化的带动,面不是靠需求数量的低水平扩张牵动。在这一宏观经济态势中,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的市场需求导向,经济活动效率、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的这一要求,而不因循数量、速度、粗放增长的思维方式,引发新一轮的低水平数量扩张周期,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的进一步加剧。根据中国经济的现状,我认为应当参照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加大制度变革力度(主要是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企业制度),摆脱经济疲软,并使国民经济走出粗放增长的恶性循环。

1.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更多地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但是,由于经济的市场化、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不尽规范和熟练,对经济的调控效应也不明显。标准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存款准备率,选择性信用管制(如证券交易、消费信贷、房地产信贷等)。标准的货币政策指标是利率、货币供给量和商业银行准备金。中国现在对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率等工具的运用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国债市场和票据市场的规模狭小有关)。面法定存款准备率的变动对货币乘数、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容易引起经济震荡,所以不宜频繁地、大幅度的调整。另外,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是带息账户,现在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备付率)都居高不下,这就大大削弱了存款准备率这一政策工具的效应。

近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一般不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整利率,而是直接制定利率,将利率当作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利率不是市场利率,只是一种行政性利率,是一种外生变量;也决定了这种利率与经济的相关性较差,对经济行为的调节效应微弱。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央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但对货币需求及总需求的刺激效应很小。1999年1月至6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私人投资)增长15%,比上年同期下降4.5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6.4%,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同比下降1.8%;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2%。

另外,到1999年6月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比第一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各项存款余额增长比第一季度回升0.2个百分点。截止到1999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9062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各项存款余额为102761.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其中企业存款余额3341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917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5%。以上数据说明,央行连续降息并未能止住国民经济增长趋缓走势。

总而言之,由中国的制度条件及经济状况所决定,利率基本上不是一种市场利率,不反映真实的货币供求关系。同时货币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很小,加之银行贷款的高风险成本特征,所以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及总需求的调节作用相当有限。有鉴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较差,我建议在短期内应采取直接扩张信贷(放松信贷的非利率限制)以增加狭义货币(M1)的供给和直接增发现金(M0)的办法来增加货币供给。因为M1主要反映银行信贷,且与价格水平和名义GDP关系密切。据资料,1986至1998年的13年间,M1的平均增长率为20.9%,名义GDP增长率为18.9%,相差2个百分点。而同期M2与名义GDP相差6个百分点。M0是构成M1的主要部分。加之中国经济中交易的信用化程度低,现金仍是最主要的交易工具。据世界银行1996年4月的报告,在一个大部分交易以现金为媒介的金融系统中,现金的低增长会导致需求的萎缩。所以,从短期看,尤其应进一步增加M0的投放,而且主要用于增加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以激活最终消费需求,刺激价格水平回升。当然,这种用通货膨胀来治理通货紧缩的办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短期内的应急措施,且要把握适度。

2.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指控制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政策。改变政府在购买商品和劳务上的支出可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