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制建设战略研究
2008-12-03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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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法治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法制建设,只有在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并大致形成了秩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为中国社会现代法治的最终确立和法制建设的纵深推进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

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国家法制建设界定了方向和资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民主政治的推进规程,又是拓展法制建设的生存空间和展现其社会价值的过程。法治国家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经济体制变迁的内在要求、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提供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上海法制建设的框架。法治国家的实现应该是一个崇高的民主目标和动态的法制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协调的过程。

具有国际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是上海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上海在扩展国际交往范围的同时,必须提高和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觉悟和能力。面对霸权政治对我国的打压,政府应当认识到,次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社团,在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一方面要为参与次国家行为体提供规范,另一方面要通过参与次国家行为体推动公共问题的解决和拓宽国家发展的空间。

在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初期效应逐渐递减之后,中国经济将不得不转向体制推动和制度创新。科技竞争的逻辑最终演绎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质量之间的竞争。对此,上海无疑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和最大的机遇。

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改革对象的传统经济体制是与现行政治体制紧密镶嵌、根本无法简单剥离的。这是考虑和估计未来上海体制变革速度、方向与原则的基点。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上海必须在既定的国体与政治意识形态下从事改革和发展。因此,任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引导社会、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法规,都不能无视这一基本政治现实。

我们从现实中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中觉察到这样一种挑战:对法治的选择并不简单地表明一种理想的实现,而更意味着艰巨的任务。

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经济仍旧处于大发展阶段,但保持社会分配公正、公平的问题,也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将更为突出,并成为制约扩大消费需求、调动更广泛的社会积极性,乃至社会稳定的“瓶颈”。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在处理与世贸组织的关系上不应以一种情绪化的态度对待国际规则。既要有信心去改造那些不公正的国际规则,也要有制定、建设新规则的心理准备和积极态度。必须全面理解和掌握国际规则,对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政策进行研究、清理,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尽快将国际商事规则内化为上海的内贸规范,打破国际国内的法律屏障。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项综合改革,必将要求和带动上海的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税收与金融管理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向纵深推进。在此基础上,企业改革的重点将逐步从外部环境梳理为主,转向外部环境梳理与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并重阶段,着力于国有企业的内部领导体制、组织管理体制和内部分配体制改革,完善企业内部法人治理机构。最终在建立社会或国家对资产收益保有权利的制度条件下,对国有资产实行民营方式,通过市场寻找和委托符合法定资质的企业家进行运营,独立经营并承担经营风险。

政府是所有企业的公仆,不应在多种所有制结构基础上长期地只为一种所有制经济服务。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应当逐步退居到中立的立场上,把职能逐步转变到保护产权、维护市场交易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之上,进而改善经济发展的整体制度与管理环境。

对上海而言,防范各类经济风险的问题将更为突出。因此,为确保经济安全首要的是维护金融安全,其次是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而维护国防经济安全的任务将更艰巨。

对上海法制建设来说,接受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概念与战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求上海彻底改变法制建设过程中非持续发展的法律规范或反持续发展的法律规范,建立可持续发展法律规范,并注意与国际接轨。同时也为新世纪上海法制建设的观念变革、价值展现、内容丰富提供了方向。

法律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二十一世纪上海法制建设应当接受和贯彻的观念。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交易、交流活动更容易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制。只有在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支持下,政府和社会才能对网络信息的产生和传播进行主动的管理。

由政治因素引发的对法制建设的挑战,主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