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上海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对策建议
2019-09-09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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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延缓老龄化进程,完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以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关于全面二孩的直接配套政策不断修订实施,但间接政策一直处于起步和滞后状态,在诸多的间接配套政策中,托育服务成为目前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一) 二孩政策亟需托育服务提供配套政策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第二个子女3个因素分别占74.5%61.1%60.5%。说明照料压力、女性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约束性增强。201612月,全国妇联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了《实施全面两孩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显示53.3%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调查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生活环境4项公共服务资源状况,是影响二孩决策的重要因素。

(二)新生代父母在职业和子女看护间存在矛盾

目前托育需求的主体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父母,这代父母在新的教育政策、社会文化影响下,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同时,面临更大的职业竞争和生活压力,需要在职业和家庭间做出适当平衡。不同于以往的传统观念,新生代父母尤其是母亲在生产完后,多数不愿全职在家照顾子女,更倾向于选择返回职场,因此产生子女照看问题。2015年上海市妇儿工委调查,67.5%的上海户籍03岁儿童有入托需求,201611月上海市妇联开展了一项针对上海户籍03岁婴幼儿托管需求的微信调查, 88.15%的家庭需要婴幼儿托管服务,73%的父母希望把托管点放在小区内。这充分说明幼童托育成为新生代父母的刚需,但目前的供给相较于巨大的需求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三)婴幼儿看护的传统方式被迫改变

目前我国80%的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照护,祖父母在照护子女方面分担了父母上班的较大压力。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祖父母的年龄不断增加,照护子女的能力会逐步下降,不能承受照护幼童的重担。在此情形下,父母要继续保持职业状态,必然要在隔代照护外寻找新的替代途径。

(四)高质量的照护有利于幼儿将来学习和技能的获得

众多研究表明儿童早期良好的教育和照护是学习认知和非认知技能的重要基础。儿童将来的学习和发展权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照护质量。因此,通过托育服务的供给可使所有儿童在早期接受高质量照护,从而提升儿童发展潜力,增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


二、上海公共托育服务的基础与建设成效

2015年,上海在托育服务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尝试,形成一定的供给规模,管理体制不断理顺,托育模型不断明确,政策指导性文件为进一步推动上海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政策支撑。已有的公共托育机构在建设、运营管理、运营模式、管理标准方面积累了大量先期经验,为全面推进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良好基础和经验借鉴。

(一)幼儿托育的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托育机构的管理不断理顺,上海市政府统一推进托育服务的供给,市教委是托育机构的主要分管部门,发改委、公安、消防、民政、财政、人社、税务等多个部门联合参与对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托育队伍的培训和保障、安全防护、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管理,在托育机构的准入、日常管理、监督和托育人员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较好的联动机制。市、区和街镇相关部门均参与公共托育机构的建设。

(二)供给力度呈现加速趋势

托育服务的供给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6年底,上海有集体办和企业事业单位办的独立法人托儿所39个。在收纳容量方面,截至201512月底,上海市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招收的幼儿近2万名。自2017年起,上海通过市政府事实项目不断扩大公共托育机构供给,其中2017年和2018年完成建设的社区幼儿托管点累计达到45个,2019年将新增50个托育点。截至2019年初,提供各类托育服务的托班数达到930个,较2018年增加200多个。伴随政府投入的不断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规模还将不断扩大。

(三)多主体参与供给的格局基本形成

遵循“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和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托育服务供给的方式应坚持多元化方向,已有的托育服务供给政府、企事业单位均有参与。政府主要通过“公建民营”方式负责机构的选址和建设成本,引入社会力量负责机构的运营管理。企事业单位利用自身资源解决场所选址问题,并负责承担前期的硬件及软件建设成本,其中携程亲子园和中国商飞云锦托育园是企业参与的典型代表。在供给方式方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均不同程度的参与,但各主体的参与力度存在差异。由于目前公共托育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在扩大公共托育服务供给中的作用突出,社会化的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参与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四)托育机构管理标准不断健全

托班由于36岁儿童入园需求的加大受到挤压,教育系统内的托班尤其是公立幼儿园的托班基本取消,仅有部分社会化教育机构提供幼托服务。政府相关部门对3岁及以上的儿童的教育管理机制较为健全,但对幼托的管理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上海市教委作为牵头单位,从2003年开始针对托幼园、民办早期教育机构陆续出台了若干政策。对托幼园、民办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学前儿童看护点的规章制度,对后续出台全市统一的托育机构标准提供了政策参考。

1   市教委对幼托园、早教和托育出台的相关政策

文号

文件名称

颁发部门

对托育体系构建的启示

沪教委基〔200362

《上海市托幼园所办学等级标准(试行)》的通知

市教委、市卫生局

等级标准由基础性标准和发展性要求两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性标准中的办园(所)条件和卫生保健工作对托育机构建设的借鉴较大

沪教委基〔200480

关于本市深化学前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市教委

引入社会资源和依托市场机制形成公办和民办共同健康发展、正规和非正规形式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培养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专业咨询、评估、服务支持体系,形成高效能的专业支持队伍

沪教委基〔200625

《上海市民办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的通知

市教委、市卫生局、市民政局

民办早期教养服务机构的房屋、设施设备条件;

在有儿童活动的现场,指导人员与儿童的比例参照(卫妇[80]8号)中日托比例的要求是1:45.随着儿童年龄增大,比例可适当放宽至1:8

对机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具有相应的学历和工作经历要求

沪教委青〔201140

《上海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

市教委等5个部门

对设施、设备安全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

对看护点工作人员的基本条件做出规定

沪教委基〔201827

《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市教委等16个部门

明确了各类主体举办托育服务的准入条件,并在建筑设计、安全防护、卫生保健、管理监督和从业人员方面做出可操作性规定

沪府办规〔201812

《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办公厅

对各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进行明确界定,构建机构从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中的核心要素

沪府发〔201819

《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市政府

对推动本市幼儿托育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五)以“公建民营”为主流的托育模式基本形成

已有的托育机构运行模式主要包括“公建民营”“自建自营”“引入第三方运营”3种方式,其中“公建民营”是主流模式。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社会力量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管理,并接受政府的监督。目前市级相关部门对符合运营管理资质的社会化机构通过申报、评审等一系列程序后形成社区幼儿托管点实事项目承接运营组织合格主体推荐目录。与我国台湾和国外托育服务的管理模式相同,“公建民营”是公共托育服务供给的主要管理模式,该模式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推动供给和主体参与模式,为将来托育服务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上海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目前,上海幼儿托育服务仍处于初步供给阶段,缺乏统一的托育服务规划体系,存在供给主体分散化、供给规模小、需求难以满足,市场化力量薄弱,监管标准缺乏等问题,整个托育服务体系尚处于不完善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公共托育服务运行机制不健全

1.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目前市场化的各类早教中心和机构林林总总,但绝大部分仅提供各类培训、辅导、晚托、暑托、寒托等服务,无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幼儿“日托”服务。严格意义上的托育机构主要是幼儿园托班和通过市政府“实事项目”建设的社区幼儿托管点,以及部分企业单位建立的内部托管中心,部分企业以内部员工福利形式参与了托育服务供给。但真正以托育服务供给作为核心经营管理业务的市场化力量仍处于空白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托育服务供给较为缺乏。

2.政府对托育服务的定价相对滞后。托育服务的成本一般包含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和监督管理成本,目前由于托育机构存在公办和企事业单位办两种方式, 建设成本分别由财政和单位承担,运营成本的主要由服务收费补偿。在享受托育服务的需求者方面,成本分担主要通过每月承担3000元及以下的托管费方式体现。笔者对国外的成本负担方式进行梳理后认为,各国对托育服务的提供分为免费享受和补贴两种制度。但两种制度设计都体现了成本负担的差异化趋势。各个地区间的财政方面投入并非均衡,需求者享受费免费时间和补贴额度因幼儿对象不同和家庭经济状况不同会有所差异。目前上海的托育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家庭托管费采取统一的标准会使部分家庭因经济状况无法承受而难以享受这一公共服务,从而会损害作为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公平性准则。

(二)托育服务市场发展不成熟

1.公共托育服务的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托育服务供给还处于待激发阶段,当前社会对市场化的各种早教类投入意愿较高,但托育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建设、管理和运营模式,且受制于政策影响等因素,进入托育服务领域存在诸多障碍。已投入运营的公共托育机构对政府的财政补贴依赖度较高,自我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待提升。

2.部分家庭对托育服务的信任度较低。家长对托育机构付费的意愿认可度较高,愿意负担托育费用,但却存在意愿付费水平较低的窘境。相关调研显示超过80%的家庭仅愿意支付低于3000元的托育费用。上述数据背后是部分家庭对托育服务的信任度较低,导致对托育服务的购买意愿较低,部分是受到政府对社区幼儿托管点收费标准引导的影响。在没有政府补贴及其他资金来源的背景下,付费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社会化和市场化供给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也不利于形成多层次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

3.第三方社会组织专业性有待提升。由于幼儿托育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缺乏必要的市场培育基础,社会组织机构缺乏实践经验,服务人员实践经验也不足。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包含针对幼儿托育机构管理的专业性和社会组织中幼儿托育服务人员的专业性两个方面。社会组织对具有一定规模的托育机构运营管理缺乏经验导致专业性不足。服务人员由于基本是从保姆、家政行业转到托育机构,由原先一对一的服务需要改变到一对多的服务,由于年龄较高,学历层次相对较低,幼儿教育和发展的规律知识欠缺,使得社会组织中托育服务人员的专业性相对较低。

(三)托育机构服务人员队伍年龄老化、数量短缺和专业程度低

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资金投入是保障,硬件设施是基础,服务人员是实现托育服务有效供给的“最后一公里”,是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托育机构的服务人员存在队伍短缺,专业性低和职业培训制度不健全问题。

1.保育员队伍年龄老化问题严重。托育机构服务人员主要由来自家政领域的保育员、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的幼教专业毕业生构成。专业化的托育服务供给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伴随公共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扩大,势必短期内对托育服务人员形成巨大需求。当前具有良好技能和经验的家政人员规模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伴随供给规模的逐步扩大,服务人员队伍短缺的问题将非常严峻。

2.托育机构服务人员的专业性有待提升。托育机构的保育员由于主要是由家政服务队伍转制而来,虽然长期从事家政服务经验丰富,但存在年龄偏大,学历较低的问题。保育员的从业人员一般为非本市户籍,年龄普遍在4050岁,学历层次为初中或高中。保育员在幼儿发展中扮演着照顾者、教育者等多种角色,对幼儿的身心健康、行为习惯以及个性、情感等方面均产生着深刻影响。但服务人员的学历能力、专业知识难以保障和提高托育服务的质量。

3.保育员队伍的常规化培训不充分。保育员队伍整体缺乏常规培训,长效化的职业培训制度也较欠缺。虽然市妇联对社区幼儿托管点的保育员队伍制定了严格的培训计划,妇联对保育员队伍每年都按规定的课时量培训,强制执行。但这部分保育员占全市从事幼儿照护人员比例较低,难以从整体上弥补常规化培训的缺失。应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实施的“春潮行动”[1],并采取多部门联合参与方式加大对保育员队伍的培训。保育员职业资格证书是经过培训并参加考试合格者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从保育员资格规定看,国家鼓励年轻人参与,但现实是年龄较大的参与比较多。

(四)公共托育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1.财政可提供的托育服务远不能满足需求。本市户籍幼儿的托管需求量较大,但供给规模育十分有限的现实与未来需求还会继续扩大之间产生了强烈矛盾。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各类企事业单位建立的托育机构共收纳了约2万名婴儿,这与全市几十万的潜在需求形成巨大反差。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本市户籍生育人数预期会有一定增长,届时每年的需求会增加一定规模。托育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向非户籍人口开放的可能,非户籍人口庞大的托育需求,总体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2.托育服务场地的供给存在“合规困境”。当前大部分托育机构主要是在现有的空间和建筑中寻找适合开办托育机构的场所,由于建筑时间不同,城区和郊区的规划存在差异,使得托育机构的选址存在诸多困难,难以找到符合托育机构建设标准的空间。由于空间存在差异,部分托育机构有大片的室外空间,而有的托育机构只能在室内进行活动。此外,由于受现有资源条件限制,导致部分托育机构的建筑老旧。托育机构的硬件设施水平客观上存在参差不齐的现状,受制于现实条件不利于托育机构将来新功能的拓展。

四、完善上海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面对未来上海托育服务需求的“井喷式”发展趋势,围绕建立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以市场化、多元参与、成本共担、服务专业化为重点,推进公共托与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

(一)由点到面,逐步推动形成多层次的服务供给网络

1.大力推进公办托育机构的建设。市场化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供给的“窗口期”尚未来临。托育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化培育基础还比较薄弱,因此在前期需要政府作为先导力量推动公共服务的供给,并通过提供一种成熟的运作管理模式,打造政策和市场环境逐步引导社会和市场化力量参与。政府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市教委、市妇联和市总工会等部门要分别积极推进幼儿园托班、社区幼托点和职工亲子中心等,并将工会目前阶段式服务拓展到全日制日托中来,首先形成一批公共托育机构,起到社会宣传和引领作用。

2.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幼托服务机构。首先加强对托育的宣传,提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参与意识。针对单位建立托育机构制定相关的支持鼓励政策。鼓励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托育机构,为其提供前期的硬件建设指导,保障硬件设施质量,通过建立全市统一的《托育服务承接运营组织合格主体推荐目录》,为机关事业单位推荐合适的运营承担组织。企业是市场化的参与主体,鼓励企业建立托育服务机构,在做好政策支持和运营保障的基础上,还要适时出台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制度,以增强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3.大力培育从事幼儿托育服务的专业性社会组织。国外经验表明,托育服务的具体供给和托育机构的管理需要引入市场机制,依靠专业机构和中介组织。上海应放宽行业准入,引导各种社会资本和资源进入托育服务业,培育从事幼儿托育服务的专业性社会组织,形成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一是探索多种经营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允许和推动“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民办民营”“公民合营”等形式的组织的共同发展,以市场化、产业化方式推动专业性社会力量的参与。二是培育商益共存的企业模式。鼓励既有市场规模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从事托育服务事业,形成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托育服务机构。三是加强社会组织赢利能力。通过提升对现有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允许其合理赢利、监管其盈余分配,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功能。

4.引导当前市场化的各类早教机构转制进入日托服务领域。当前部分早教机构处于政策灰色地带,早教和托班均有经营,可引导当前市场上各类早教机构转入日托服务领域,这有利于弥补公共托育服务机构难以在短期内满足巨大需求的重要缺口,还可将这些机构纳入政府的监督范围。当前市场上各类早教中心主要有培训类、早教类和托班等类型,具有晚托、寒托和暑托功能的机构可让其转制进入幼儿日托领域,由于这类机构具备一定硬件和管理基础,转入日托领域的难度较低,容易转换管理模式。此举措可有力推动一部分市场化供给,充实供给力量。

(二)建立规范统一的成本分担机制

1.建立合适的托育机构补贴支持政策。基本公共服务补贴一般存在“补需方”和“补供方”两种方式,由于幼儿托育的需求群体差异和需求规模较大,笔者认为幼儿托育服务的补贴更适宜采用“补供方”。补贴方式通常有“定比例补贴”和“定额补贴”等方式,由于机构硬件成本、规模、招生规模等因素的影响,机构建设和运营成本存在客观差距,因此必然要采用差异化的补贴策略。可探索建立针对不同幼儿托育机构的定比例补贴和差异定额补贴机制,补贴政策还可与监管政策联合使用,在客观、专业的基础上,根据对相关服务供给主体的考核结果实施差异化的定比例和定额补贴制度,发挥补贴制度对供给主体的奖惩作用。

2.建立托育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政府的资金投入方面,建议以项目管理方式设置专项资金,将托育服务资金纳入市、区两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形成稳定的长效投入机制。除财政专项资金常态化投入外还要争取市、区福利彩票公益金[2]的支持,争取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一定比例用于发展低收入家庭的托育服务事业。社会资本投入方面,引导和鼓励企业、公益慈善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公益性资金来源。

3. 探索建立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差异化补贴政策。当前的托育服务收费虽未执行统一标准,但存在每月3000元的最高支付标准。根据国外实践经验,托育补贴作为一项福利政策针对不同群体的补贴标准存在一定差异,补贴标准的高低主要是家庭年收入。这项政策的实施首先需要建立家庭收入的调查系统,短时间内还难以建立,目前可实行统一的标准化政策,待信息平台建立后,逐步实行差异化的补贴政策。

(三)健全精细化的监督管理体系

健全的监管体系不仅有利于提高服务的质量,而且有利于提高系统的透明度,确保需求家庭可以做出准确托育选择。

1.制定幼儿托管机构的分类管理办法。分类管理的前提是对托育机构性质进行分类,将已有的和将来新进入的托育机构划分为“公建民营”“民营公助”“民办民营”“公民和营”。根据托育机构不同的性质制定分类管理办法,明确对各类性质托育机构的管理方式、管理介入程度、监管重点。建议由市妇联、市教委、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和社会儿童福利行业协会共同制定《本市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考核标准》《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在准入制度、运营制度方面统一标准,根据不同性质确定相应的准入、退出和监管办法。

2.构建信息化的托育服务质量监管系统。相关部门应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系统,加强对托育机构的工作检查、监督,同时建立社会评价机制,及时反馈至相关托育机构。可尝试建立通报和表彰制度,对教养质量高,服务态度好,有良好社会信誉度的各类托育机构和个人予以表扬和鼓励。对不遵守相关制度,教养服务质量低下,社会信誉差的机构,加强指导、监督,进行公示。建立一套准入和退出机制,实现托育机构供给主体有进有出,始终保持较高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3.加强托育机构全过程、信息化的监管和处置体系。有效的监督管理可以使托育服务供给的一线员工知晓自身的缺陷,从而帮助员工改善工作表现,通过员工质量监督以确定服务人员的学习需求,从而提供有针对化的培训。托育服务机构和专业性社会组织要实现进入有门槛、过程有问责、清退有出路的顺畅机制。根据OECD国家的经验,幼儿早期教育和照护的监督管理一般由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执行,政府通过服务购买方式实现。在监督管理体系中,政府应建立对第三方监督管理机构的准入、监督管理流程。同时加强对监督实施人员的工作方法和技能进行专业化培训,确保监督质量的合法性、科学性。

(四)塑造专业化的幼托保育员队伍

针对当前的托育师生比的规定,可适当增加灵活性。托育机构可根据幼儿年龄分布,配置适当的保育人员。

1.增设“育婴”相关专业的学历教育,拓宽保育员的培养渠道。高质量的托育服务和托育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保育员队伍的职业化方向,可尝试通过学历教育加强保育员队伍培养。全日制大中专院校的“育婴”及“保育”等相关专业的设立的程序较为复杂,所需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可首先推动上海开放大学等成人学校在大专和本科开设相关专业,并积极探索在全日制高校通过专业院系调整新增开设专业。通过长期实践培养专业化、高层次的保育员队伍。短期内继续以“育婴师”“保育员”等职业资格渠道加大对保育员队伍的补充。

2.切实提高保育员队伍的待遇保障水平,大力吸引年轻人进入保育员队伍。大力充实年轻人员到保育员队伍中,不断优化当前服务人员年龄偏大的问题,加强托育服务人员的梯队建设。围绕提高托育员的职业吸引力,提升托育机构服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加大对保育员的社会宣传力度,提升职业荣誉感。使保育职业对年轻人具有一定吸引力,同时注意年轻人进入保育队伍后的职业发展,给予年轻人职业期望,降低年轻人员的流动概率,提高队伍的稳定性。

3.强化托育服务人员的岗位技能培训,突出职业理念的培养。针对托育机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形成规范化、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建立规范的制度,对已在岗的托育服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形成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对于新进入的托育服务人员强调正规的岗前培训,加强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基础学习,强调“耐心、热心和爱心”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理念,注重培训提高实务操作能力。可充分利用是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培训补贴政策,紧密依托相关协会,加强培训宣传和培训管理。

(五)构建完备的政策保障体系

1.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准入市场机制。政府在公共托育体系中不能直接承担服务供给的角色,应更多地体现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特征。托育服务的供给、托育机构的运营管理、托育的监督管理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政府可建立购买服务的准入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将专业化的机构纳入托育服务供给中来,并加强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建设,提高监督管理的质量。

2.完善托育服务的价格政策。在托育机构分类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托育服务收费办法,区分公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托育机构,市场化托育机构应坚持市场调节定价原则,非营利性机构可更多体现政府在价格制定中的作用。另外可结合市区和郊区的托育机构空间布局,制定阶梯式的托育服务价格。建立托育服务收费动态调整机制,构建政府购买服务定价与以市场行情价的联动调整机制。

3.研究制定支持托育服务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从市政府层面制定出台托育服务事业发展的土地、税收和收费补贴政策。当前托育机构建设选址面临较为严重的“场地合规困境”,在社区公共用地规划中对托育机构用地加以充分考虑倾斜。市场化托育服务的供给需要税收政策给予支持,充分调动市场化力量供给的积极性。对托育服务给予一定收费补贴,补贴方式可以延续当前的“补供方”方式,未来也可考虑采用向符合条件的“托育券”,实现家庭可持券自由选择托育服务机构。



[1]2015年人社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999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出,在实施的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重点对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培训是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的重要内容。


[2]根据《条例》和《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07]83号)等有关政策法规规定,福利彩票公益金是国家通过彩票发行筹集的,专项用于社会服务的呢过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安排使用要符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的发行宗旨,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重点是老年人、儿童社会福利事业。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shflhshsw/201005/20100500075247.shtml


作者:刘彩云,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向东,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科学发展》杂志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