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创新研究
2019-05-06 14:52
字体
保护色
打印
返回
关闭

与全国多数地区相比,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自身的特色,首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来看,上海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方面的改革推进较快,成效显著。但在清除低端供给,补创新活力短板、产业能级短板、服务供给短板依然任重道远,补足上述短板需要上海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上创新发展。这其中不仅包括基本要素的升级与优化配置、产业新动力的塑造,更包括产业关联效应以及产业网络影响力的提升,有效制度(政策)供给的增加。最终实现以结构性改革促进新动能再造、新制度活力的释放,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的理论探索、新的经验。

但从上海的实际来看,上海服务占比高但内部结构亟需优化,制造发展缺乏新的动力,供给侧的产业动力存在转换接续难的问题;在产业的融合发展和价值链的集聚力和影响力方面还有待提高,供给侧的产业能级提升还任重道远;在产业组织体系中,大企业大而不强,小企业少而不精,低端企业比重偏高,创新型平台组织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长期存在,供给侧的产业组织生态缺乏竞争力;上海产业布局优化的重要承载地郊区的产业融合发展能力亟需增强,供给侧的产业布局还存在较大的腾挪空间。

因此,上海需要在创新动能、产业网络影响力、功能型平台、企业组织生态体系以及产业布局优化等方面创新发展,匹配产业未来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的发展趋势,践行上海承担的诸多国家战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组织创新上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好排头兵、发挥先行者的作用。

一是构筑“大而强和小而精”的产业组织生态体系,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首先,在提升现有跨国公司的能级的基础上,需要高度重视“小微型跨国公司”,构筑“大而强和小而精”的企业生态系统。在跨国公司总量增长的基础上重视质量内涵的发展,需要创新机制,为内外资跨国企业融合发展创造条件。在培育本土的跨国机构方面,坚持开放型、市场化的原则,让企业利用市场化的力量提升竞争力、并购整合相关的产业链,要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业态上要放松管制,鼓励这些企业通过创新获得市场的先发优势。其次,完善上海专精特色企业的培育体系,助推更多“隐形冠军”的涌现,为产业转型注入新的活力。构建并完善隐形冠军企业的遴选池。整合目前的专精特新培育计划和科技小巨人工程,集中资源精准扶持。逐步对全市的潜在企业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建立数据库和企业池,应定期从中排查出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有针对性地提供申请指导,对于优秀的企业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以开放型、市场化的方式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进来。以精准服务促进卓越企业创新的涌现。在未来,“隐形冠军”工程可以体现精细化服务的特点,根据不同的企业采取更为精准的服务。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重点解决其做强做大的需求,在专业化服务、资源的整合上其上提供支持,积极推动其上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卓越创新领导者。对一些中小规模的企业,鼓励其做特色,成为产业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网络节点企业。第三,完善的退出机制,分类处置“僵尸企业”。通过设置类似 “产业产生机构”的临时性“僵尸企业”处理机构提高处置效率。而且,宜根据“僵尸企业”的特点分类处置,防止“一刀切”。对于拥有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土地等其他有形或无形资产,企业仍拥有相对较高的公允价值的复苏“有望型”企业,可以通过积极促进企业间的并购或者依托产权市场来达到资源整合的目的;对于长期停产、扭亏无望、且有形和无形资产价值较低的“无望型”企业则坚定不移地启动破产退出程序。对于部分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债券债务问题较为复杂、业承担就业较少的“债务型”僵尸企业,处理的过程中重点是有关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的不良资产剥离问题;对于承担大量就业的“就业型”僵尸企业,需要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制定完善的补贴及再就业扶持计划,安排好就业兜底工作。同时,为更快处置“僵尸企业”,需要推行专门的破产法庭的建立,培养有经验的法官,简化司法流程,降低司法处置成本,促进僵尸企业有序重组和退出。

二是按照平台公益性、运作市场化的原则分类完善功能型平台的服务与造血功能。在创新型功能平台的结构优化上,一方面应以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沿性、基础性创新点为目标,加快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前沿探索类平台的建设,建成世界级的科学、工程平台,提高科创中心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化技术推广、转化的服务型平台。瞄准创新服务盲区和空白点,集聚技术、金融、人才等创新要素,大力发展公共性、资源整合型平台,培育一批市场化、专业化、特色化的服务平台。同时,促进不同类型创新功能型平台的跨界融合,形成立体化的创新服务网络。在建设上,需要积极争取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探索联合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吸引高水平人才及团队开展研发工作,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决策、投入与退出机制。积极尝试以公私合营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方式运作和独立法人支持相关平台的运行发展,在明确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完善理事会等治理机制。

在功能型平台建设上,应按照平台公益性、运作市场化的原则,并在理顺体制的基础上,注重分类指导,优化财政补贴的支持方式。建立并完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协同配套的联动机制,在保障平台公益性的前提下,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长效发展。对直接面向产业发展的平台,积极探索先认定,后资助的方式,依据其服务绩效按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性补贴,提高奖励的效率。对目前尚不具备市场盈利能力的平台,积极探索以委托、项目资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的稳定“机构式”资助,逐步扩大平台对财政资金使用的自主权,引导其加强核心服务能力建设,逐步形成自我造血功能。

对功能型平台的运营效率、服务水准评价机制的构建上以服务水平为导向,建立以国内外同行、用户和市场评价为主的评估体系。在评价考核的周期上,充分考虑不同平台的特性,对技术成果转化类服务平台,可以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对技术研发类平台,可以采取三年为一个周期的考核,而对于前沿探索性平台,可以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开展考核、评价。建立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对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平台进行及时转型和清理,强化过程管理。

三是创新产业跨界治理体制机制,以有效制度供给推动产业动能再造。针对未来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以及产业管理业务交叉情况更加突出的现状,应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协调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不同属性的各类跨界问题。产业融合发展对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要建立优化包容性创新体制机制的建设,从管制型政府要向学习型、创新型和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与时俱进,注重研究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根据新趋势新特点创新政府管理的重点和方式,减少土地指标等行政性直接干预手段,减少融合发展新行业的前置性审批,加强对服务市场的一线监管,加强市场监管的事中跟进评估、反馈调整和事后监管。产业的跨界会涉及不同产业、技术领域的交叉,针对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问题,需要通过机构合并、职能整合、信息共享、监管共认等方式,创新大部制、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工作领导小组等创新机制,并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等优化监管手段,实现政府监管“无缝对接”,形成多部门联动的常态化。另一方面,我们应强化以问题导向的协调办公机制,针对产业跨界融合中出现的个性化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专题会或办公会制度,吸纳相关的管理部门、资深专家、跨界企业、产业主体等参与其中,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四是完善顶层设计,推动郊区产业布局的优化、融合发展。首先,积极推进区县错位竞争,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郊区产业结构调整,要站在城乡统筹以及区域联动高度,按照城市整体和各区县功能定位进行设计,从各区县优势出发,着眼未来发展,统筹重大产业项目布局,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加强谋划。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加快构筑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产业优良、环境良好、带动能力较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次,完善政策制定柔性机制。以不追索为原则给予优质项目柔性化可操作空间。对于新政策出台前的项目,应以不追索为原则,继续按原政策执行推进,充分考虑历史的延续性和复杂性,在政策出台的同时也适当给予一些优质项目相应的柔性化可操作空间。第三,分类盘活低效工业用地,为高端制造业项目加快落地提供空间。加强综合统筹、完善顶层设计、创新管理机制,积极实行低效工业用地分类别、差别化退出措施。对闲置停产低效企业,政府积极推进,采用收回、收购、搭建租赁转让信息平台招商引资等各种措施盘活土地;对开发利用强度不达标的低效型企业,通过鼓励增加容积率、简化改扩建审批流程、允许土地分割转让等方式提升利用程度;对还在维持生产经营的投入产出型低效企业,通过专业转型开发,或关停并转收购、回收或置换等方式盘活土地。在此过程中,完善低效工业用地盘活的配套体系。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低效工业用地的盘活,引进和鼓励有实力的品牌园区开发主体参与二次开发。建立奖惩机制,对于土地二次开发和盘活力度比较大的区域,可以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方面予以奖励。进一步探索“混合用地”发展模式。将来可以实行在一块地上同时建设商用、科研、工厂、住宅等多种功能建筑物,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第四,加快推进产城融合。规划部门应联合产业部门、建设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共同编制和完善相关规划,合理引导城市的产业和人口布局。抓住上海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机遇以及服务业向郊区扩散和转移的机遇,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由“粗”向“精”转化、由“硬”向“软”转化、由“重”向“轻”转化。加快配套和完善优质的教育、医疗、居住及公交等基础设施,扩大对中产阶层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实现产业与就业的融合,增强人、产、城的根植性。